主客体本原是一体，就如一列波上的两个波峰。主客二分是现代科学的最大缺陷。现在，“微观粒子现象的任何观察，都将涉及一种不可忽略的和观察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波尔语）。这种微观测量中出现的测量工具对对象的干扰影响，预示了西方科学应当有所突破了，而新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使得从微观向宏观、从单一到整体去把握世界有了更中国式的基础。 人机工程学、电脑人脑的结合，则展示了这种结合性前景的一个方面。
　　中国古老的主客合一的易经方法，很可能是一种心理物理学方向，至少它是一种人学社会科学---它是思维与事物（大自然）产生直接联通共振后对世界的直接的、不借助外援的把握。它是直觉的。它是把“弦沫”的作用按其性状予以归类的意象思维方式。

　　这里，且略对中西科学的立足点、取向和它们的可能结合性作一内在比较、探讨：

　　西方科学或现代正统科学认为有一个绝对独立于人的世界，即客观世界。所以它是从客体的、客观（旁观）的方面，用分析性的定量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之类的自然科学方法，来把握事物的内在运动规律。它是客体科学、客观科学或自然性的科学。它的起点是主客二分，它的立足点是自然，直接取向也是自然，间接取向才是人。它不能说清人何以能认识此世界，世界与认识可能存在“超距”关联吗？

　　中国古代科学则是主客体结合的科学。对于人，它是从事物与人相互关联（天人感应）的方面，从主客体关系方面以人本学即以主观主体的人的生存发展为基准，用定性的系统性宏观性综合性的太极、阴阳、五行、卦爻、铅汞、精气神血等等作为相关类群的拟代，运用虚实、强弱、生克制化、中和平衡等辩证方法，揭示主客体运动规律、阐明主体在运动中的结果即显示对象的否藏吉凶性质。它是主观性的、主体性的科学，是人文性的科学。它的立足点是主客体关系，直接取向是人。对中国古代归类统计性的“群”式的科学，不要妄自菲薄。
　　强调事物运动结果对人的影响而不注重事物内部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特点之一------这也是它的缺陷。例如，对于破坏主体人的生存发展的原子弹，中国古代科学会定性为凶、克或煞（杀）神，而对有利于人类的原子能，则定性为吉、生或助神、善的用神。至于其生成原理，如质能关系、原子结构等，则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无用”的。用东汉王充的话说，就是要“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
　　中国古人不会发展出“奇技淫巧”的定量的现代自然科学，西方科学也难以接纳理解定性的“无花果”的中国古代科学。这，其实是有宗教性质的文化背景的。中国古代的教育，“小学教人明其事，知其然，侧重于学习语言文字知识。大学则教人穷其理，知其所以然，侧重于修身明理”（来可泓语）。这，或许就是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的中国古代科学的三大疑难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答案吧！

　　人不仅有理智的方面，还有情感的方面。未来的人学，必然能把客体客观科学与主体主观科学相结合，必能使东西方文化结合互补，“主分析”与“主综合”（参季羡林语）将同时达到。
　　要使“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而为“柳暗花明”，钱学森说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集成法是比较现代的表达之一。自然，对中国传统科学理论，也需要有现代数理逻辑的提升——这一切，以当今的条件已完全能做到。

　　“人的潜能”、“人的需求”、“人的本质”、“人的实现”、“人的解放”、“劳动”、“生产力”等主体、主观性的内涵，如果不能从生理物理学上定性定量，社会科学终究还是难免于盲人摸象、纸上谈兵。
　　如今，物理学已在向包括生命、意识、社会、文化和经济等在内的各种领域渗透，以图攻占神秘主义的最后领地。也许，再过30年后，不能从物理学上找到依据的理论都值得怀疑。

　　“总有一天，生命的功能只有借助于微观物理学上的概念才会得到研究”。而“微观物理学和生物学必然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相当的进展之后才能相遇”（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布洛依语）。薛定谔在《什么是生命》一书中早就指出过：量子力学应当成为生命科学的基础。
　　生物世界是涉及“混沌”现象的（周光召、钱三强等）。分子内和分子间的各种力发生有组织的协同作用决定了生物系统各层次─分子、 分子聚集体、亚细胞、细胞组织等的有序结构（贝时璋）。普里高津（ Prigogine）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艾根提出的“超循环”理论，路易斯/勒曼提出的“泡沫理论（认为沫很可能是万物生命的起源）”，则使得物理学（如热学）与生命科学的联系有了一定的理论模型。
　　如今，物理学技术正不断地为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提供新的、大型的实验技术，如：脑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可以从宏观到分子水平研究大脑的功能和载体以及结构的关系；用超导量子干涉器件(SQUID) 可以检测大脑功能引起的极为微弱的脑磁变化(＜10-13T)；用多通道脑电图像仪可以测量大脑功能诱发的脑电地形图；正电子发射成像(PET)， 可以使注入人体的短寿命放射性元素如 18F、11C等化合物产生电子湮没而发射γ射线，可以显示脑和心肌的功能；核分析则可研究生命科学中若干前沿问题，如辐射场在生命起源中的作用；分子活化分析、加速器质谱、扫描核子微探针、高分辩X射线能谱仪等现代核分析技术， 也正为生命科学提供更强有力的研究手段（仲伟钢等）。

　　“在本质上，一切都是相对（通）的”（黑格尔语）。我们所处的世界，就如一串相互联接的线团（超弦的场力线团）。每个人（或物或文化）就是一个线头（或结节点）。表面上看，这些线头是彼此独立的（理一分殊），而一但将它扯展开来，则是彼此一体的（殊途同归，万法、万象归一），概莫能外。人只要不执著于那些表象，就可“近道矣”。用佛教《般若心经》的话说，就是“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色声香味触法---”（见附图一）。这时，当然可以说，“思维与存在同一”（巴门尼德语）、“思想者和被思想者同一”（亚里士多德语）。“我在故我思”与“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语）并无本质区别。

　　从物理学上“听潮观音”，真可说“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唯心，也可以说“万象（相）唯物”。真是如去如来无挂碍。例如，颜色，作为一个心理物理量，只是光的不同波长对视网膜的光化学作用通过视神经而产生的生物电能（见王大衍文）。所谓“视紫红质、视黄醛”等，不过是能产生共振和合的一种波介质和合态。声、味、触、七情六欲等现象其原理也与此相类，不过是波频质能的运动（感觉）而已。
　　 从最基本的物理学（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上看世界，所谓声音、颜色、气味、体积、运动等物态，苦乐爱恨等感觉，生死存亡等现象，都不过是物之质（场、气、波）的运动表现而已，并无本质区别（这也就是佛教经典《金刚经》的“金刚”）。

　　意识之所以能显示宇宙精神，就在于建构意识的以太沫弦的通统全息性。即可作为大爆炸大振动成万物的奇点。古人说的“天道之实体皆备于己而不可离”、“宇宙即是吾心”（陆九渊语）、修身养性、“学习及回忆”（柏拉图语），也并没有错——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很小的，人通过“存养省察”，“参天地”，“赞（攒）化育”，就可“圣神功化”，主客体合。自然，“人皆可以为尧舜”，教育上应“有教无类”（孔子语）。

　　人的心理活动，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统一的运动。所谓思维的本质，可能就是这种“弦沫、太极”的和合自组织，思的维度，精弦的关系（神）。“形接为事，神遇为梦（为思）”，它是以“沫、弦”的和合实体结构化的大脑神经作中介（主体主观）的编码“操作”（皮亚杰词）——在通常情况下，意识中的东西呈现为“沫弦”状，是现代科学测认下（光学视界下）的虚体（光子由“弦”振动而成，它不能直接测量“弦”本身）。

　　离开基础物质根本不可能有意识。“意识”实为建构意识的基础物质的运动，“当内外环境的变化引起感受器兴奋时，它就会将刺激的能量转化为神经冲动而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到达大脑皮层的相应部位后，就产生主观意识上的特定感觉”。 从神经生理学和化学的角度分析，烦闷、忧郁、冲动、胆小、偏持、嗜好、心理变态等均与体内所含的或脑内分泌的一些酶、激素、维生素，如酶拉多宁、五羟色胺、B12等等物质有关。
在大脑思维对对象（客体）的顺应、同化、平衡即弦质的合、解反应（映）中，明显表现是脑电脉冲（在不同的精神状态下会产生不同的脑电活动）。非“线性团”的解开激活即对应着灵感顿悟思维，而潜、显意识不过是大脑意识“沫、弦”的是否被共振激活性联通而已。皮亚杰的心理学是可以与基本物理学、人体科学统一起来的。

　　人对世界的认识越深，与世界的联动就越大。“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话说得一点不错。正、反作用力都是“力（弦沫）”。“赖其力者生”（墨子语）。“意识”弦沫（主体主观力）是能改变“物质”弦沫（客体客观力）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影响及转化关系。因为主客合一，天人不二，是通统全息的同一体。这可叫“任执自性，轨生物解”吧。从物理上看，必有可供开发的波长、振幅、频率。

　　“不同颜色能使生物的生长发生改变”、“用电刺激法能提高作物产量”、“特种花香、气味可治疗某些疾病”、“不同颜色的波输入人体可治病”、“电磁波能干扰人体生理节律破坏免役机能”、“优美的音乐可使人体分泌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酶和乙酰胆碱等”、“生物计算机”、现代流行的“婴儿胎教”、“现代通讯”、“语言操作电脑”，等等，这些科学上的发明、发现，难到不正在显示出这种波频的无边前景吗？
自然科学与人学必将成为一门科学。如果将来某一天人类发明了一种医疗保健康复机器，使得包括癌症、艾滋病在内的病患者，从它的孔洞穿过之后就能百病消除恢复正常，“有病治病无病延寿”。那么，这种机器很可能就是一种由高智能生物计算机控制的频谱仪。这时也就可以说，现代自然科学已走到了顶峰，而后流行的将是思维人体方面的精神科学。而这种精神性的科学必然会成就一种“普世主义”的大人学。从而使得
“大人”、“全人”的出现，大同社会的到来不可避免。

　　圣人与无记者（愚者）都是无思（无梦）无为。无记者是人性方面的思维癃闭，而圣人则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内在和顺）。这种能够使“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朱熹语）的意识状态（一般处于a波下，有人称为“超觉静思”），是思维物质的建构秩序达到特定的临界阈值后而产生的内在和顺（超导），即本征态超导思维（心灵上的“凤凰涅槃”）。它无需语言表述，因为已得意忘（弃）形，得意忘（弃）言。
　　“社会的复杂程度越高，语言就越简单”（美国语言学家麦克沃特语）。语言文字等所表达的符号系统（波普尔说的“世界3”），是以约定俗成的可通约性范式为前提，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而表现的中介。如果不被交流和理解，它就是没意义的“天书”。纵然是“科学技术”，也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在共产主义的天人合一、神我合一的真如气功态下，这个“世界3”将与“世界1”“世界2”合为一。这种合一是它在极度发达和交融（为一体）之后才产生的。
　　“知音何必鼓唇牙”，“情到深时辞觉浅，拈花一笑通妙玄”。无语言，包括无内语言（默语）的直觉式思维（含默览理解），可能是思维发展的方向。古人已发现，“言不展事，语不投机，承言者丧，滞句者迷”（无门禅语），可以“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用庄子的“心斋”说，就是“听止于耳，心止于符”。

　　以心代耳高了一层，若用其根之气（弦沫）而直接感触，这才是最高的“虚而待物”之法——而“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弼语）。这种太极气功态思维，必能给思维方式带来一场革命。现在有人把它开发利用于阅读和记忆，已取得了如中国三国时张松及苏联时列宁、高尔基等的惊人阅读记忆效果。例如，有人每分钟可阅读几万字，是平常人的几十倍，而且还能做到“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物理学的统一，也就是主客合一。而主观和主体合一，以至等价，是主客合一的基础——只有这样，才可能进入普遍同一的大一统世界本身。这是对“现象本质”的“本质直观”（胡塞尔语），是“内视”的，而非传统科学的“外视”。
　　有人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人不可能穷尽真理——这，不过是芝诺说的“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道理其实很简单。
　　从生物物理学上看，心理学上的“建构”与挖掘潜力（“开蔽见性”）是一致的。是对全域心理意识场势的现实化。

　　发展脑科学，东方的气功、瑜珈理论与实践应受到重视。
　　气功是一种身心和谐术，主客体统一术。习炼者常滞与“意”或滞与神秘的“气”，进行顽空枯守或盲人骑瞎马的导引，这都是不完善的。应注意这种与东方宗教文化统一的“内慧术”。
　　气功与动物冬眠术，与脱水99%的生活于沼泽地的象虫复活术，与壁虎、章鱼等动物的肢体再生术等，其原理与当今的“克隆”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利用的是生物电势（其电势产生中医上的活“经络”），它是活体生物激活其潜能（相当于势能），即激活了建构其本身物质的波场结构而联系的波场。如，切断老鼠前腿下部，通电可使之复原（贝克尔实验结果）。这也是“生物全息律”（张颖清）的本质原因。叔本华说的，“身体的活动不外就是客观化的意志的活动”，也并没有错。

　　可以说，主客合一，必然与自由统一，天人合一，以及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修身炼性（修道、学佛、一些宗教信念）、气功等的症结，就是要用建构人的意识（主观）的主体“场弦”去“操作”解构或共振激活组成人体或外界的物质客体（客观）“场弦”，即解开理顺振通被“固化”的客体“弦疙瘩”并编码而利用之，使之成为自身的主观主体。“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我的实现，主体的物化”，“是劳动”。这种主体介之于客体的实践力是一种最直接的生产力（俗话说的功力）。

　　从这种自然辩证法上分析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所谓“美”，不过就是能使身心得到“和谐”（愉悦）的共振力（波）——典型表现是音乐、舞蹈、艺术给人的感受，即和谐性共鸣（宗教性的、民间传统的、高雅的艺术往往能振动到深层潜意识、集体无意识层次，“艺术上有修养”就在于能够挖掘自身的潜能）；“爱”就是使双方或自身的和合能得以扩充、强壮的共振能（波）；“丑”、“恨”等反面的东西则是干涉（撷抗）自身和合能的能（波）；而痛苦（地狱）就是身心波弦场的不和谐；人们常说的能力、魄力、威望（或煞气）则是指能够振动（影响）他人和社会的能量（波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全人类处于谐振和谐波态下的社会。

　　“大我”、“全我”、“真我”、大同共产主义时代的“我”，在人体科学和基本物理学中，即处于一种“沫弦”化（场化、虹化）的状态中，是活的“场”。是天人合一和合于万有的一个振源，交互联动的世界中的一个太极和合点，同样，还可以说，就是世界本身。
　　因为全域相关（相牵、相振）、精气神合一还虚（沫弦、场），因而可以说，人的最高本质、本性、潜能是社会的、真如大全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无意识原型总是集体的”（荣格语），“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以说，“我就是宇宙，宇宙众生就是我”。“实无有人相、我相、众生相之别”（均为连通同一的“场化态”）——之所以有分别，是一定原因（因缘）使得彼此看起来不同而已。一但超越于“三界、五行”（因缘），复归于“太极（场弦）”，则就是大全的“一”本身（参见附图一）。多数中国古哲人认为的，“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标准；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张岱年概括语），也就是正确的了。
　　对于未能认识到和未能发展到实现这种大我程度的人，对于异化社会中的人， 佛教说的“同体大悲”、“普渡众生”，基督教说的“博爱”，儒教说的“仁恕”，马克思说的“劳动是愉快的事”等等，自然只能说是一种信仰、一种愿望理念。而对于这种大我中人（圣人、全面发展的人），则是本身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关于人的“神话”，都是现实。当然，这些“神话”得改变认知形式。而且，这些“神话”，也不过是在“自然无飞跃”的情况下产生。

　　人只有在他人中、在社会中才能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幸福。他人是“天堂”而非“他人即地狱”。自私、仇恨、丑恶等是人性的异化，是人类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直立态前）才具有的“异化生活”（弗洛姆语）特征。“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最高天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以及社会的异化，只是一种过渡，世界终归会大同（和谐、和合）。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后，即在物理学、人体科学、心理思维科学取得突破性的统一进展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的前景是光明的，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现代科学基本上还处于单科式学问阶段，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且易形成“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形成受特定思维限制的人。因而科研上不存在裁判所。科学的应用才有禁区，科学研究则是开放的。盲人到处是黑暗，高度近视的无知者则到处是禁区。有不知处、疑难处、不通融处，才需要科学研究、探索、争鸣和磨合。用一块秦始皇的破尿片缝成帽子、旗子或绳子，把对自己是盲点的地方、把问题遮套住，曰：“不许动！”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这是无知和不开化的表现，是腔肠的、软体的行为。我们的心胸应该放得更宽广一些，应有容人、容物、容理之雅量，有存异求同之能力。  返回“特别推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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